儿时的李国文,并不清高,但他很希望有一块陶冶性情的“净地”。于是,书籍是唯一的可以逃避现实的去处。令他至今仍感激不尽的是,那时有许许多多的书,有许许多多的“敬惜字纸”的劝善者,谆谆教导他应看什么书和不应该看什么书。
1952年,李国文参加抗美援朝。无论战斗多么紧张,他还是不忘从国内带来的刚刚出版的《契诃夫短篇小说集》,只要有空闲就偷偷地翻阅几页。1957年他终于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《改选》。谁知,这篇小说被指责为大毒草,为此,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并陷入了22年之久的人生低谷。但谁又能预料到,这篇曾被认为是大毒草的短篇小说,几十年后,会被中国文坛当作“重放的鲜花”,载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册。
跌进了人生低谷的李国文,一直在铁路基层单位劳动锻炼,辗转南北,过着不安定的生活,但他从没有放弃寻找书报阅读的机会。劳动强度再大,遇到张破报纸、几本旧书,他也要捡回来,等到夜晚来临,躲进帐篷,点着煤油灯品读。面对生活的残酷,李国文没有向厄运屈服,正如他后来所描述的,“我依然爱书,遭逢坎坷时,是书使我目光弥远、心胸开朗。感到孤寂困惑时,是书为我解脱孤独、指点迷津。是书,给了我直面人生的勇气;是书,让我有了自尊,超越了失意;是书,使我懂得了生活的哲理。”
1976年,李国文因病从铁路基层单位回到北京的家,由于没有工作,所有的开支完全靠在文工团工作的妻子每月的工资来维持,生活拮据,无钱买书,令酷爱读书的李国文心急如焚。贤慧的妻子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听说单位的图书馆刚刚进了一套新版的《二十四史》,便想方设法到图书馆一本本地借。拿着《二十四史》,李国文如获至宝,每天都钻在书里,如痴如醉,《二十四史》就这样伴随着李国文度过了三年时光。
1979年,李国文重新拿起笔来,他的长篇小说《冬天里的春天》荣获了首届茅盾文学奖,李国文从此蜚声文坛;他的长篇小说《花园街五号》在《十月》上发表并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后,被改编成电影。1986年,李国文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,并出任《小说选刊》主编,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委会主席团委员。
现在条件好了,李国文喜欢把时间消磨在有书的地方。于是,买书就成了李国文平日花钱最多的一个爱好。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艺术等各类书籍,他广为购买、潜心阅读。令他感到庆幸和骄傲的是,如今他拥有了明窗一扇、图书三壁的书房。每当走进书房,看到那么多图书,他内心往往会产生一种“自己虽不是金钱上的大款,却是精神上的富翁”的感觉。
“其实,人的一生,都在捧读着两本书,一种是铅字印出来的;另一种,便是叫作人生———这本无边无沿、无休无止的大书了。一般说,读前面的书,易;读后面的书,难。因为即使印出来的最新的书,也是过去。时间的疏离,已使其成为读者无切肤之痛的关连,可以从容对待,喜欢读则读之,不喜欢读则不读之,你说好的书,也许我不一定读,你说不好的书,说不定我倒偏想翻一翻。相反,人际社会,现实世界,柴米油盐,日常生活,才是一本真正的大书。”李国文的话洋溢着哲理和智慧,传达着难以言喻的才情。